枉法裁判成罪难：独立审判、自由心证，未违反证据法则、论理经验法则，不能因有不同法律见解就认定枉法裁判
【现实里，大概没有人敢说枉法裁判的法官不存在。但是历年来，法院以枉法裁判罪名判处法官或检察官有罪的案例极为少见。判决都要有事实根据，再由事实来权衡有无法律的适用。这个过程，简单来说就是独立审判、自由心证的运作。关于自由心证判断之原则，刑事诉讼法第155条、民事诉讼法第222条、行政诉讼法第189条，均有明载不得违背论理法则及经验法则外，最高法院（民国）76年台上字第728号判例、69年台上字第771号判例及31年上字第1312号判例，亦均强调法院依自由心证为证据判断时，不得违背经验法则，否则即有违法。显见自由心证应本于证据法则，「自由」表示不受内心及外界非理性之干扰，并非可以胡乱形成心证。法官依「自由心证」判断事实真伪，仍有其界限，违反应该遵守之证据法则、论理法则及经验法则，自属滥用自由心证，当然系违法判决。】
【前最高法院法官萧O归的儿子萧O纶，15年前在基隆市开车肇事逃逸，一审判他有罪且缓刑，但萧O归为了助儿子考司法官，不能有前科，上诉台湾高等法院后，遂向高等法院关说。由高O哲担任审判长的合议庭接手，萧O归又向熟识的高O哲关说，高O哲审判长转向其庭员高玉舜法官关说要改判无罪，高玉舜法官拒绝。最后由高O哲在陪席法官支持下，改判无罪。台北地检署2021年5月将涉接受关说的时任高院审判长高O哲，依刑法「枉法裁判罪」提起公诉；台北地院2023年1月审理后，判高O哲无罪。可上诉。】
【一审判决则指出，高O哲与高玉舜对于肇逃事实的证据分析各有论点，高O哲所采的无罪推定论点，在第一次评议时就已获陪席法官林洲富支持，林之后在A、B二稿择一签名时，仍支持无罪论点；而改判萧O纶无罪的具体理由，并未违反证据、论理法则，陪席也始终支持此结论，不能因合议庭的多数意见与受命法官不同，就认定审判长枉法裁判。】
【北院认为，刑法第124条「枉法裁判罪」须以「故意不依法律之规定而为裁判」，即须以「明知法律而故意为出入」为前提，而本案查无证据证明高O哲符合此要件，缺乏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及情况证据也无从推论高有违反审判独立、枉法裁判的犯意，因此依无罪推定原则判高O哲无罪。】
【法官惩处方面，当年公惩会决议萧O归休职6月、高O哲降二级改叙。】
⚖️ 案件目前系属法院或该案号裁判书：台湾高等法院 112 年度 上诉 字第 938 号
裁判字号：台湾台北地方法院 110 年度诉字第 873 号刑事判决
裁判日期：民国 112 年 01 月 19 日
裁判案由：枉法裁判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决110年度诉字第873号
公 诉 人 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
被 告 高O哲
选任辩护人 陈宪裕律师
黄冠玮律师
上列被告因枉法裁判案件，经检察官提起公诉（110年度侦字第12326号），本院判决如下：
主 文
高O哲无罪。
理 由
壹、公诉意旨略以：
一、被告高O哲前系台湾高等法院法官，萧O归前系最高法院法官，萧O纶系萧O归之子。缘萧O纶于民国97年10月6日，因涉犯肇事逃逸罪嫌案件，经台湾基隆地方法院检察署（现改制为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下称基隆地检署）检察官于98年3月24日以97年度侦字第4730号案件提起公诉；嗣经台湾基隆地方法院（下称基隆地院）于98年9月30日以98年度交诉字第20号判决（下称第一审判决）判处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罚金，以新台币（下同）1000元折算壹日，缓刑2年，并应于判决确定之翌日起6个月内，依检察官之命令，向公库支付3万元。该案件经萧O纶提起上诉，系属台湾高等法院（下称台高院）分案为98年度交上诉字第169号案件，由审判长即被告、受命法官高玉舜、陪席法官林洲富组成合议庭审判，于99年1月19日判决萧O纶无罪。后因被告接受萧O归为其子萧O纶关说之事件遭到揭露，监察院调查后弹劾被告、萧O归并移请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下称公惩会）审议，经公惩会于100年1月28日以100年鉴字第11895号议决萧O归休职6月、被告降2级改叙。又因公惩会上开议决结果，已符合刑事诉讼法第422条第1款、第420条第1项第5款所定「参与原判决之法官因该案件违法失职已受惩戒处分」之要件，故由台湾高等检察署（下称台高检署）检察官于108年4月16日以108年度再字第1号声请再审，经台高院于108年12月23日以108年度交声再字第11号裁定前案开始再审，嗣萧O纶不服该裁定而提起抗告，经最高法院于109年2月26日以109年台抗字第257号裁定抗告驳回，确定开启再审程序，经台高院分案为109年度再字第3号案件，惟萧O纶于109年5月22日具状撤回上诉，使基隆地院98年度交诉字第20号判决因而确定。
二、被告原任职台高院法官，职司第二审刑事诉讼案件之审判工作，为有审判职务之公务员。于98年11月24日（收案日）至99年1月19日（宣判日）期间，承审台湾高等法院98年度交上诉字第169号萧O纶肇事逃逸案件，担任审判长，本应遵守宪法第80条「法官须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刑事诉讼法第155条「证据之证明力，由法院本于确信自由判断，但不得违背经验法则及论理法则。无证据能力、未经合法调查之证据，不得作为判断之依据」之规定，依法公正审判案件。讵被告因知悉萧O纶系其好友萧O归之子，其本身亦与萧O纶相识，且于98年11月24日收案后，萧O归即就该案件向高O哲进行关说，希望判决萧O纶无罪，以利就读法律系之萧O纶将来得以通过司法官考试（下称「关说内容」），双方更于98年12月3日、12月9日二度共同出席友人邀约之宴席，被告因而基于枉法裁判之犯意，违背公正审判之职务，接受萧O归之关说，决定依照「关说内容」改判决萧O纶无罪。又因被告知悉该案件之合议庭（即刑五庭）成员尚有受命法官高玉舜、陪席法官林洲富，非可由其单独决定判决结果，尤其受命法官高玉舜之意见最为重要，故为下列行为：
(一)于99年1月5日上午9时30分，台湾高等法院98年度交上诉字第169号案件进行审判程序，该案件开庭前，被告、高玉舜、林洲富3人先在被告之办公室前集合，再一同步行前往台高院第19法庭，途经法官通道时，被告即以与该案件无关联性之事由，向高玉舜表示：萧O纶系萧O归法官之子，案件正好抽到刑五庭，伊很为难等语，向高玉舜告知萧O纶与萧O归之关系，并表达其处境为难之立场，惟高玉舜当场表示：没有空间，很难撤销等语。
(二)当日开庭完毕后，被告、高玉舜、林洲富共同前往高玉舜之办公室，对该案件进行评议，由高玉舜先表示意见，认为该案件事证明确，应维持第一审判决，此际被告再度向高玉舜表示：萧O纶是萧O归法官之子，萧O归有找伊等语，将与该案件无关联性且未经合法调查之非法关说情节纳为评议之意见，企图使高玉舜改变有罪心证。然高玉舜仍认为第一审判决写得很仔细，且有原审合议庭勘验笔录及现场履勘在卷，改判决无罪很困难，被告又表示：伊与萧O归法官的交情很好，萧O纶在车祸发生后也和被害人达成和解，以后要考司法官，给年轻人一个机会，审理这个案件，我们又没拿钱，内心坦荡等语，持续将与该案件无关联性且未经合法调查之非法关说情节纳为评议意见，企图说服高玉舜改判决萧O纶无罪。对此，高玉舜仍未同意被告之意见，表示至多仅能撤销缓刑附捐款之部分，但仍应维持有罪缓刑之判决，被告见状又再度关说表示：他（指萧O归）要的不是这个啦，他要的是无罪判决等语，持续将与该案件无关联性且未经合法调查之非法关说情节纳为评议意见，向高玉舜进行关说，传达萧O归要的结果是改判决萧O纶无罪。
(三)因高玉舜于上开评议过程中，始终拒绝接受关说内容，与被告坚持判决萧O纶无罪之意见相左，而林洲富又未具体表示意见，导致当日评议并无结论，高玉舜亦未依往例在评议簿上记载判决主文内容，且因时间已过中午，故高玉舜向被告表示可以先写判决（指驳回上诉之判决），之后再讨论等语，被告、林洲富遂离开高玉舜之办公室。然高玉舜随后在办公室内用餐之际，被告又前往高玉舜之办公室，径自向高玉舜表示：为了保护妳，妳写不同意见书好了等语，以此言词表达最终判决结果仍然要判决萧O纶无罪之意思。
(四)嗣高玉舜于该案件辩论终结（即99年1月5日）后约一周内，撰写出主文为「上诉驳回」之判决，并将该判决连同评议簿、卷宗一并送交予被告，被告翌日即向高玉舜表示：不然，我写一份无罪判决，看林洲富法官在哪一篇判决签名等语，表达其仍坚持判决萧O纶无罪，且愿意自行撰写无罪判决之意思，高玉舜始同意被告之作法，惟表示：林洲富没有签名的那份判决，就当作评议簿内的不同意见等语，被告亦表示同意。后因林洲富在被告所撰写之无罪判决上签名，高玉舜见状后，认为评议结果出炉，因而亦在该份无罪判决上签名，并将其所撰写之「上诉驳回」判决装订进入评议簿内，作为该判决之不同意见书。
(五)被告另于不详时间，向高玉舜表示：萧O归法官向伊提及他曾经找原审承办该案之郑景文法官，希望改判萧O纶无罪，萧O归法官因该案件，一直忧心不已，而萧O归法官在伊最落魄的时候，施以援手，这份恩情不能不还；萧O归法官与伊交情深厚，彼此的家人亦熟识，萧O纶小时候也常和伊女儿玩在一起，伊是看着萧O纶长大的等语，将其内心接受关说之缘由告知高玉舜，欲取得高玉舜之谅解及认同。后于99年8、9月间，法官论坛出现萧O归关说案之讨论，经台高院法官自律委员会及监察院介入调查，因而查悉上情。因认被告涉有刑法第124条之枉法裁判罪嫌。
贰、按犯罪事实应依证据认定之，无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不能证明被告犯罪者，应谕知无罪之判决，刑事诉讼法第154条第2项、第301条第1项分别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诉讼法上所谓认定犯罪事实之证据，系指足以认定被告确有犯罪行为之积极证据而言，该项证据自须适合于被告犯罪事实之认定，始得采为断罪资料。且认定不利于被告之事实，须依积极证据，苟积极证据不足为不利于被告事实之认定时，即应为有利于被告之认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证据。如未能发现相当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自不能以推测或拟制之方法，以为裁判之基础。又刑事诉讼上证明之资料，无论其为直接或间接证据，均须达于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怀疑，而得确信其为真实之程度，始得据为有罪之认定，若其关于被告是否犯罪之证明未能达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怀疑之存在，致使无从形成有罪之确信，即不得遽为不利被告之认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号、30年上字第816号、40年台上字第86号、76台上字第4986号判例参照）。复按检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实，应负举证责任，并指出证明之方法，刑事诉讼法第161第1项定有明文。故检察官对于起诉之犯罪事实，应负提出证据及说服之实质举证责任。倘其所提出之证据，不足为被告有罪之积极证明，或其指出证明之方法，无从说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证，基于无罪推定之原则，自应为被告无罪判决之谕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号判例意旨参照）；事实审法院对于证据之取舍，依法虽有自由判断之权，然积极证据不足证明犯罪事实时，被告之抗辩或反证纵属虚伪，仍不能以此资为积极证据应予采信之理由（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482号判例参照）。
参、公诉意旨认被告高O哲涉有刑法第124条之枉法裁判罪嫌，无非系以被告之供述、证人高玉舜、崔玲琦、萧O归、郑景文之证述及其等陈述纪录与书面意见，萧O纶公共危险案件（下称甲案）之全卷复印件、第一审判决（基隆地院98年度交诉字第20号判决）、第二审判决（台高院98年度交上诉字169号判决）、台高院勤股评议簿，法官论坛刑事讨论区网络打印资料（99年8月3日），台高院政风室机关政风状况反映报告表、法官自律委员会会议纪录（均99年8月12日）、函文（99年8月16日），基隆地院政风室机关政风状况反映报告表（99年8月13日），最高法院法官自律委员会会议纪录、函文（均99年8月13日），司法院政风处函文（99年8月4日）、新闻稿及命令（均99年8月13日），公惩会议决书（100年度鉴字第11895号），监察院函暨调查意见（109年7月17日）及弹劾案文，被告参与审判之另案判决即台高院97年度交上诉字第14号判决（下称乙案判决）等，为其主要论据。
肆、讯据被告固不争执甲案经第一审判决萧O纶有罪，嗣经上诉系属于第二审，由其担任甲案之审判长，系属期间与萧O归曾在友人宴席同席，于99年1月5日甲案审判期日开庭前，向受命法官高玉舜言及被告萧O纶为萧O归之子，当日评议时听闻高玉舜表示应驳回上诉、维持被告有罪判决之意见后，表达应撤销第一审判决改为被告无罪判决之意见，稍后并向高玉舜表示可写不同意见书以自我保护，之后收受高玉舜所递交之驳回上诉判决稿（下称判决稿Ａ），向高玉舜建议称愿自行撰写撤销原判决之无罪判决（下称判决稿Ｂ），将两稿连卷并送予陪席法官林洲富，由其以择一签署之方式表示意见，与高玉舜达成共识并执行后，判决稿Ｂ先后经林洲富、高玉舜签署完成，于99年1月19日当庭宣示萧O纶无罪之第二审判决，一度向高玉舜述及自己与萧O归两家交谊；嗣于100年间公惩会认其承审甲案涉关说，议决降级改叙，甲案于108年间经声请而开启第二审再审，萧O纶撤回上诉故第一审判决即告确定各情（见本院诉卷第291-293页），惟否认有何枉法裁判之犯行，辩称：甲案于99年1月5日审判期日当庭辩论终结，庭后在高玉舜之法官办公室评议，结果是我与林洲富认为应判决无罪，但高玉舜认为要维持原有罪判决，所以我才会于中午再进入高玉舜办公室请她写不同意见书，但高玉舜后来还是写有罪判决（即判决稿Ａ），我便说由我写一份无罪判决，再交给林洲富确认评议结果，后来我将两份判决（即判决稿Ａ、Ｂ）连同评议簿、卷宗及写明请林洲富法官择一签名之纸条，请工友并送予林洲富，后来林洲富在我的评议意见即判决稿Ｂ签名而完成评议，再由高玉舜签名而完成判决书，高玉舜并将判决稿Ａ附在评议簿作为不同意见书，我个人认为没有枉法裁判的客观行为；但也对于本案造成的司法与社会影响感到抱歉，自公惩会决议起已经历时又11年了，我长期受到身心的煎熬，因为萧O归的亲情、我的同窗情谊与司法公正信赖度维持的要求，如果法院同意检察官所提之认罪谕知缓刑提议，我愿意让这个纠结至此结束，我认罪等语（见诉卷第370-373、381页，至被告固曾提及认罪一词，惟综观其供述及辩护人之辩护全旨，可知真意仍否认枉法裁判之构成要件事实，详上述及下述）。复由被告之辩护人为其辩护称：被告于评议前并未向高玉舜表示因与萧O归间交谊而就甲案为难，被告认甲案证据资料呈现五五波，因萧O纶辩称没有感觉到碰撞，自被害人及目击证人所述，无法证明当时存在碰撞声响，萧O纶于事故前、后车速一致，并无逃逸情状，甚依被害人、目击证人之证述，可能没有发生碰撞，或接触点分别在车辆右侧中间或后方，与甲案第一审判决认定之撞击点为右后视镜，其间有相当距离，又鉴于卷内监视器画面前后相隔逾1分钟，此间之车辆移动距离已有几百公尺，被告未凭监视器在数百公尺外拍到Ａ车后视镜内折，即采信系事故致内折之事实，退步言之，纵Ａ车右后视镜真因与Ｂ机车接触而内折，然于道路行车存在往来之噪音与许多足以使人分心情状，此与将Ａ车停驶在法院广场聚精会神听的状况，显然不同，故被告未采原审认为萧O纶听得到内折声响而应知悉事故的认定，反面言之，甲案第一审判决推论萧O纶于事发现场60公尺外之地点暂停、得以左侧后视镜窥见Ｂ机车人车倒地之有罪理由，是否更有悖于经验法则、论理法则之疑虑，是甲案确实存在萧O纶未明知肇事而逃逸之合理怀疑，依无罪推定原则，应判决被告无罪，被告本此法确信而于评议时主张应撤销第一审判决、改判决被告无罪，所执意见详如判决稿Ｂ，林洲富也赞同此见解，但本应执笔之受命法官高玉舜，可能因虑及甲案具社会瞩目性，将受公众评论，对于撤销第一审判决之决定倍感压力，故被告于评议后才会向高玉舜表示她可以写不同意见书以自我保护，被告迄至收受高玉舜坚持有罪确信所撰写之判决稿Ａ，方回覆以与评议结果不符，提议由被告撰写无罪判决稿，检附两者予林洲富，由其择一签署以表示意见，被告自认并未因甲案接受关说及为人关说，纵使执行审判业务时有所违失而涉及关说，被告仍本于甲案证据不足之无罪法确信执行职务，并非枉顾法律而裁判；至于被告所参与之乙案判决，其事故撞击点位在紧邻于驾驶位置之左前轮叶子板下方，核与甲案难以认定碰撞、纵有碰撞亦系在车右侧之察觉可能性已有不同，况乙案判决理由记载除非是几近无碰撞状态，否则难认没有感觉，而甲案正是这种几近无碰撞状态，两者相比更征被告就甲案运用经验法则之判断跨案一致，且亦见于相类案件之不起诉处分书，参以甲案第二审判决形成无罪心证之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并无违反经验法则或论理法则之处，此自台高检署检察官并未就该判决提起上诉一情可佐，本案无从认被告涉枉法裁判犯行，复经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99年9月2日签呈记载明确。反观公诉意旨，完全依照高玉舜自述书面与监察院之移送报告描绘本案起诉之犯罪事实，忽视高玉舜之说法存在诸多矛盾之处，亦无视甲案之审判采用合议制、被告与林洲富立场一致已足以形成无罪之判决结论之事实，更于无证据支持甲案第二审判决违法之情形下，跟随监察院之意见起诉被告枉法裁判，对司法与审判独立施以干预，被告无枉法裁判之客观行为与主观犯意，应判决被告无罪等语。
伍、经查：
一、甲案经第一审判决萧O纶有罪，嗣经上诉系属于第二审，由被告担任审判长，系属期间被告与萧O归在友人宴席同席，被告于99年1月5日甲案审判期日开庭前向高玉舜言及被告为萧O归之子，同日评议时闻高玉舜表示应驳回上诉之意见后，表达应撤销第一审判决改为被告无罪判决之意见，稍后并向高玉舜表示可写不同意见书以自我保护，之后收受高玉舜撰写之判决稿Ａ，向高玉舜回覆以愿自行撰写判决稿Ｂ，两稿连卷并送予林洲富，由其以择一签署之方式表示意见，与高玉舜达成共识并执行后，判决稿Ｂ先后经林洲富、高玉舜签署完成，于99年1月19日当庭宣示萧O纶无罪之第二审判决，曾一度向高玉舜述及自己与萧O归两家交谊；之后于100年间公惩会认被告承审甲案涉及关说，议决降级改叙，甲案事后于108年间经声请而开启台高院再审后，因萧O纶撤回上诉，第一审判决即告确定各情，业据证人高玉舜证述明确，并有甲案全卷、评议簿、前揭法官论坛刑事讨论区网络打印资料、台高院政风室机关政风状况反映报告表、法官自律委员会会议纪录及函文、基隆地院政风室机关政风状况反映报告表、最高法院法官自律委员会会议纪录及函文、司法院政风处函文、新闻稿及命令、监察院函暨调查意见及弹劾案文、公惩会议决书等在卷可佐（见99他8185卷【下称他一卷】第14-18、56-58、页，109他10207卷【下称他二卷】第51-79、185-195页，公惩会一卷第8-10、45-48页，监察院卷二第8-9、40-45、69-110、138-179、224-226页，监察院卷五第84页），亦为被告所不争执，首堪认定。
二、公诉意旨固认被告基于枉法裁判之犯意，与萧O归达成如公诉意旨二所示「关说内容」之共识，为如二、(一)至(四)所示之行为，而违反法官须依法独立审判而不受其他干涉，及法院本于确信判断证据证明力但不得违背经验法则及论理法则、不得将无证据能力及未经合法调查之证据纳作判断依据之规范。
(一)按刑法第124条所谓枉法之裁判，系指故意不依法律之规定而为裁判，质言之，即指明知法律而故为出入者而言（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1474号刑事判例参考）；又明知为无罪之人而使受处罚，或明知为有罪之人而使不受处罚，刑法第125条第1项第3款既有特别规定，应不包括于同法前条所谓枉法裁判之内，亦非一行为而触犯两罪名（司法院院字第1687号解释意旨参考）。次按法官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为宪法第80条所明定。法官审理具体案件，对于裁判时所应适用之法律，自得本于公正诚实之笃信，表示合法适当之见解。关于法律之适用，有者固可基于法律之规定或相关法理之阐释，形成交集，而有共识；有者或因法律之规定不尽明确，而适用法律者基于不同之着眼点立论，致有不同之结果，难期统一（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080号判决意旨参考）。复按无证据能力、未经合法调查之证据，不得作为判断之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55条第2项定有明文。所谓证据能力，系指证据得提出于法庭调查，以供作认定犯罪事实之用，所应具备之资格；该资格之取得，以证据与待证事实具有自然关联性，符合法定程序，且未受法律之禁止或排除为要件。所称关联性，系指该证据须具备「证明价值」及「重要性」。前者，系指该证据对于待证事实之存否有无证明价值，亦即以其有无助于证明待证事实之盖然性为断；后者，则指该证据所要证明之待证事实，足以影响犯罪之成立或刑罚之轻重，倘对于判决结果不生影响者，该证据即不具重要性。又法院判断特定证据有无「证明价值」时，并无须实质审查该证据本身之可信性，而应系在假设该证据所内涵之信息为真实之前提下，依一般社会生活所形成之论理法则及经验法则判断，如可认定与待证事实之存否具有最小必要程度之影响力，并非全然无证明力者，即属具有证明价值。换言之，祗须该证据能使法院更能判断待证事实之存否，纵仅有些微之影响，亦可认已具有证明价值。因此，有无「证明价值」之审查，是采取相对宽松之门槛。再者，关联性之有无，因非关实体，是其证明方法，以自由证明为已足。另「证明价值」所涉及者，乃证据能力有无之判断，至该证据对于待证事实证明之程度，则为证明力之问题。易言之，对于证据有无具备关联性所需之证明价值，是有无之判断；但证据之证明力，则为效力强弱之问题。因此，证据必先有证据能力，而后始生证据证明力之问题，二者在证据法上属不同层次之概念（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554号刑事判决意旨参照）；又间接事实之本身，虽非证据，然因其具有判断直接事实存在之作用，故亦有证据之机能，但其如何由间接事实推论直接事实之存在，则仍应为必要之说明，始足以断定其所为推论是否合理，而可认为适法（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1822号判例意旨参照）；另关于行为人主观认识如何存在，通常可能无法以外部直接证据，证明其内心的意思活动，斯时，法院在欠缺直接证据之情况下，尚非不得综合调查所得之各项间接、情况证据，本于社会常情及人性观点，在客观的经验法则、论理法则支配下，加以判断。其若仍然无从为被告不利之认定，自当谨守刑事诉讼法第154条第1 项所揭无罪推定原则之诫命（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311号判决意旨参考）。
(二)被告于甲案审理程序开庭前，向高玉舜提及甲案被告萧O纶为萧O归之子，固为被告所自承，亦据证人高玉舜证述明确
，俱如前述。惟宪法第80条所规定之法官依法律独立审判，意指司法权独立于行政、立法权而不受干涉，刑事个案审判若有社会瞩目等属性，仍为法官执行职务之际，应一并考量相关配套措施者，此观诸甲案嗣后经声请再审，台高院分案为109年度再字第3号，并于卷宗封面盖印「本件乃社会瞩目或易受媒体关注案件」之戳章自明。被告既为甲案当时系属于台高院之审判长，主观上亦知悉甲案被告为最高法院法官萧O归之子，预见甲案之审判程序、判决结果将受司法圈甚至媒体、社会关注，于此情形下，于审判程序即将开始时，无论系自我及对合议庭成员提醒上节，或询问甲案受命法官以资作为判断是否存在无罪空间之参考，纵客观上被告曾称甲案被告萧O纶为萧O归之子，个人感到为难等语，尚难据此推论被告有何出于违反审判独立、枉法裁判之犯意。
(三)证人高玉舜证称其就甲案形成有罪之法确信，理由略如第一审判决所载，故认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等语（见99他8185卷【下称他一卷】第15页，公惩会卷㈠第45页反面），观诸第一审判决之内容，形成有罪心证之理由略以：依甲案被告驾驶汽车（下称Ａ车）于案发现场之前、之后其间相隔约1分4秒之路口监视录像画面，可见Ａ车右后视镜先开展、后折回，且被害人骑乘机车（下称Ｂ机车）原行驶于Ａ车之右前方，复依合议庭勘验结果，可知Ａ车之右后视镜须相当力量始能推动致呈现折回状态、Ａ车之右后视镜与Ｂ机车左把手高度相当，纵被害人未能明确指出Ａ车之擦撞点、目击证人误指两车之擦撞点，仍足认有Ａ车右后视镜擦撞Ｂ机车左把手致Ａ车右后视镜折回之事实。参以Ａ车系于超越前车即Ｂ机车时发生事故，Ａ车于驶离现场约60公尺外曾停留约3秒钟，以Ａ车左后视镜正可目视案发现场即Ｂ机车状况，复经勘验Ａ车播放音乐与未播放音乐之状况后，车内人员仍可听闻该右后视镜内折之声响，是甲案被告于主观上认知肇事致人受伤，仍驾驶Ａ车离开现场，足认有肇事逃意之主观犯意，有甲案第一审判决可稽（见他二卷第81-90页）。
(四)被告辩称就甲案形成无罪之法确信，意见如甲案第二审判决所载等语，形成无罪心证之理由略以：综观被害人陈燕秋之证述，固曾称Ａ车右边中间擦撞Ｂ机车之左边把手跟后照镜等语，惟亦证称其因两车靠很近而感到害怕，致机车摇晃、不稳而倒地，倒地前未碰到Ａ车等语；核对目击证人廖唯翔之证述，系称Ａ车之右后车尾擦撞Ｂ机车之左前车头肇事，当时两者并行、未见摇晃，与被害人之证述已有未合，复其等前揭证述，俱与第一审判决认定状况为Ａ车右后视镜擦撞Ｂ机车左把手一情，未尽相符。而现场并无监视录像画面，观诸甲案被告驾驶Ａ车行经案发现场之前、之后相隔约1分04秒之路口监视录像画面截图，虽可见Ａ车于行经案发现场前右后视镜开展、嗣后呈现折回状态，惟徒凭前情，能否推断Ａ车右后视镜折回之时、地必系前揭事故，实非无疑。退言之，纵令客观上存在Ａ车右后视镜与Ｂ机车左把手擦撞，致Ａ车右后视镜折回、Ｂ机车人车倒地之事故，惟鉴于肇事逃逸罪以甲案被告于主观上认知肇事致人受伤为要件，参以被害人证称Ａ车之行车速度缓慢、两车于擦撞时没有声音、擦撞后Ａ车仍维持原速前行等语，及目击证人证称听到机车刮地声、重物落地声，但声响不大，Ａ车照原来的速度往前开等语，堪认前揭事故之擦撞程度轻微、甲案被告客观上无加速逃逸行为，衡以甲案被告自述因新手上路兼习惯于车内播放音乐，纵有擦撞亦难认其已察觉，又此等不娴熟于道路驾驶之人，疲于应付全车全角度路况下之主观察觉与认知状况，实非端坐于静止汽车内、聚精会神等待听取特定部分弯折声响之勘验调查程序可资还原。至甲案被告汽车于案发路口之稍后方固曾短暂停留数秒，惟尚难凭事后为搜证而拍摄之照片还原当时之道路交通状况及Ａ车视野，自难以此推论甲案被告系认知前揭事故并为查看Ｂ机车状况而暂停等语，亦有甲案第二审判决可稽（见他二卷第91-101页）。
(五)被告担任审判长并就甲案持无罪之法确信，证人高玉舜担任受命法官并就甲案持有罪之法确信，于99年1月5日审判期日后之评议过程中，被告与高玉舜各自对甲案表述不同意见，且均未能说服对方，此节除为被告所自承，亦据证人即甲案之受命、陪席法官高玉舜、林洲富证述明确（详下述），首堪认定。惟就公诉意旨二、(二)至(四)部分所描述之经过，固据证人高玉舜证称：被告在审理程序时，就朝有利于甲案被告的方向发问，评议时是我先发言，认为应该驳回上诉，被告说萧O纶是萧O归的儿子，萧O归有找过他，说萧O纶以后要考司法官，要给年轻人一个机会，我坚持要上诉驳回，因为第一审有到车内勘验、到车祸现场履勘，事证明确，我们一直僵持不下，我说不然撤销缓刑负担，因为已经和解，被告说「唉，妳不知道啦！他要的就是无罪判决」，林洲富一直没表示意见，已到了中午休息时间，我就说不然我先写判决，被告与林洲富就离开我办公室，我就开始用餐，吃没几口，被告又来办公室找我，说「不然为了保护妳，妳就写不同意见书好了」，我说现在是吃饭时间，被告才离开我办公室。约一周后，我完成判决稿Ａ，连同卷宗、评议簿先送予被告，又因欲取回判决修改去找被告，被告就说他来写无罪判决、由林洲富选择签哪一份，我说把没签的那一份当不同意见书，被告同意，后来看到甲案的卷宗、评议簿、判决稿Ａ、签好被告与林洲富姓名的判决稿Ｂ送回来，评议簿上结论是「改判无罪」，被告与林洲富有写上意见，我便在判决稿Ｂ签名，并将判决稿Ａ黏贴作评议簿附件等语（见他一卷第14-17页）。
(六)惟查，被告辩称并未于甲案评议时称萧O纶为萧O归之子、自己与萧O归交好，萧O归找过自己，他要的是无罪判决，萧O纶要考司法官要给年轻人一个机会等语，且于评议过程已获得林洲富支持甲案改判无罪之论点，仅未能说服高玉舜一节，则据证人林洲富证称：评议时被告主张无罪、高玉舜主张有罪，我个人是主张无罪，因被害人前后指述不一致，和解后已不追究被告，肇事后被告驾驶之车辆维持原速度离开，应该不知道肇事，不足以形成有罪心证，当下是有结论的；我没有听到被告说萧O纶是萧O归儿子、要拚无罪、连罚金刑也不要之类的话；后来我看到判决稿Ａ、判决稿Ｂ、评议簿连同甲案卷宗送给我，被告有在评议簿上贴纸条，要陪席法官在判决上择一签名，高玉舜也跟我说择一签名，我翻阅甲案卷证并检索相关判决后，决定签署改判无罪之判决稿Ｂ，并写了意见贴在评议簿上等语（见他一卷第48-51页），核与证人高玉舜之前揭证述未合，复参以甲案既采用合议制，本应采认多数法官而非受命法官之意见作为裁判之基础，林洲富既实际上支持被告就甲案持无罪心证之论点，已足形成甲案被告无罪之判决结果，此为甲案第二审判决之结果为撤销原判决改判无罪之唯一原因，是公诉意旨二(二)至(三)所描述之评议过程是否存在，尚非无疑。
(七)况鉴于评议程序意在使审判合议庭内之各员交换意见，相互沟通以获取共识、作为裁判基础，评议过程中各员意见均可能变动，就甲案审判业务最核心之审判长即被告、受命法官即高玉舜，两人就甲案分持无罪、有罪心证而互有坚持、僵持不下，其等相互尝试说服对方时，自可能提及与甲案具体个案相关之一切信息细节，被告既心怀无罪确信，纵使提及萧O纶出身法律世家、可能要考司法官、给年轻人机会，或系解释案件既为五五波、证据未尽明朗，再审酌个案有坚实之法律背景而知悉肇事逃逸之罪刑非轻、前途可能因此受阻，自己更倾向于相信萧O纶所辩、若知悉有事故不会故意逃跑之情节，于非属罪证确凿之情形下，应依无罪推定原则裁判，是纵被告曾提及前揭个案情节，亦难认有何枉法裁判之犯意。至被告是否曾如证人高玉舜所述，评议时向高玉舜及林洲富表示已接受萧O归关说、萧O归就是要无罪一情，除业据证人林洲富证述并无此情，业如前述，参以该情对于被告是否公正职司法官之审判职务影响既巨，复衡以被告与高玉舜共组合议庭之期间非长而信赖关系未必如此之深，以及观诸高玉舜所提出之书面陈述资料，其自述于99年1月5日下午自崔玲琦处听闻萧O归就甲案关说之情节（见他二卷第206页），以及证人崔玲琦提出之书面陈述资料记载略以：萧O归来找我时，说他已经找过被告，被告这边已经说好了等语（见他二卷第268页），适与高玉舜书面陈述资料记载之经过相合，自难排除证人高玉舜因知悉甲案特殊性、主观上认为自己卷入关说事件而广泛搜集信息，经历怀疑、忧虑等情绪冲击后，于事隔多月回忆时误植部分信息之可能性，而尚难骤认被告有如前揭公诉意旨所称，接受萧O归所谓「关说内容」，且于评议程序时坦承曾接受萧O归关说，并藉此向高玉舜施压之举。
(八)又林洲富既证称于甲案评议程序支持被告所持之无罪见解，纵证人高玉舜证述其认为林洲富未曾表意一情不假，然参酌高玉舜当时既着力于说服被告、僵持不下，得以观察及注意林洲富之机会自然降低，而被告无论系藉由林洲富之肢体动作、眼神交流或讨论过程之用字遣词，依双方默契而探悉或主观上认为林洲富支持自己，俱有可能；参以林洲富确实于稍后选择签署被告撰拟之判决稿Ｂ，业如前述，以及被告于评议后旋即向高玉舜表示其可书写不同意见书，可见被告对林洲富支持甲案改判无罪之结论一事，胸有成竹。是以证人高玉舜所证述前情，仅足征其于当日庭后评议时认为合议庭就甲案之讨论尚未结束、相信自己尚能藉撰写判决稿等方式说服林洲富及被告，于最后使判决稿Ａ获得采用之主观认知与决意，尚不足以证明被告有如公诉意旨所指，利用审判长权势而非法指挥高玉舜凭己意撰写无罪判决等情节。
三、公诉意旨另认被告基于枉法裁判之犯意，为如公诉意旨二、(五)所示之犯行，惟查，公诉意旨记载「不详时间」为行为时，已无从特定为被告承审甲案之时，复查证人高玉舜于侦讯中证称：我现在不记得被告何时提到与萧O归交情很好，要以我书面资料为准等语（见他二卷第187、193页），参以其于99年8月12日台高院法官自律委员会开会时递交之书面资料，固记载「另审判长亦曾告诉我，萧O归法官向伊提及曾找原审承办案之郑景文法官，希望改判被告无罪；萧O归法官因为该案件，一直忧心不已，而萧O归法官在伊最落魄的时候，施以援手，这份恩情不能不还。审判长说他与萧O归法官交情深厚，彼此的家人亦熟识，被告小时候也常和伊的女儿玩在一起，他是看着被告长大的」等语（见他二卷第206页），惟就所述上节，并未提及日期，参以被告与证人高玉舜间既为台高院同庭之同事，公务与非公务之对话机会非寡，亦据证人高玉舜证称当时之合议庭气氛不错等语（见他二卷第194页），而无从证明系被告在承审甲案第二审期间所为，自难谓有何枉法裁判之客观行为或主观犯意，此部分自属犯罪不能证明。
四、末参以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99年9月2日签呈，对被告就甲案执行审判职务是否涉枉法裁判罪一节，其认定略以：刑事诉讼法第154条明文被告未经审判证明有罪确定前推定为无罪及证据裁判之原则、第155条第1项明文证据之证明力由法院依自由心证判断，但不得违背经验法则及论理法则，而所谓枉法裁判，系指故意不依法律之规定而为裁判，本件纵认甲案第二审之审判长即被告有受到萧O归关说，惟并无证据证明该无罪判决系因关说所致。盖基于我国刑事刑事诉讼法所采自由心证主义之精神，证据之证明力为何，乃系法官基于自由心证评价之结果，证据之证明力为何，乃系法官基于自由心证评价之结果，如果无法形成有罪之确信，而为无罪之心证，纵有违背经验法则及论理法则，亦仅系判决违背法令，而得据为第三审上诉之理由，自尚无以因对证据资料之证明力持与承审甲案受命法官相异之评价，而遽指其即有枉法裁判之故意。是审判长即被告、陪席法官即林洲富就卷内证据证明力评价之结果，已就心证上理由予以阐述，叙明无从为有罪之确信，因而为无罪判决，自尚不得任意指为违法。综观甲案第一审郑景文审判长等人之证述，尚无以遽认甲案第二审无罪判决心证之形成，有何枉法裁判之故意可言。高玉舜原制作有上诉驳回之判决，仅能证明高玉舜综合卷内证据，依自由心证评价证据之结果，所获致之心证，与被告、林洲富之心证不同，实无以二者为相异之评价，遽推论该无心证之形成即系因关说所致，有前揭签呈、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后改制为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99年9月20日北检治列99他8185字第70309号函在卷可稽（见他一卷第117-124、125-126页），亦同此认定。再者，合议制度既以合议庭多数成员就个案证据资料所判断之意见作为裁判基础，必须依具体个案情形进行讨论，甲案与乙案情状，无论就驾驶动向、擦撞位置、后续动静大小各情俱显著相异，此观诸乙案判决书之记载即明（见他二卷103-107页），自难攀比，尚难以被告所参与审理之甲案、乙案判决结果有异，即为对被告不利之认定。又公诉意旨主张身为审判长之被告既见受命法官高玉舜已完成判决稿Ａ，理应采用，竟舍此不为，可征被告违背良心、循私裁判，该论点核与合议制之设计本意亦相距甚远，而难采认。本案事证既明，辩护人声请调阅其他肇事逃逸案件侦查卷宗之证据调查声请，尚无调查必要；公诉人声请传唤证人林洲富，待证事实为被告就甲案是否持有罪心证，惟被告始终就甲案持无罪心证，业经本院认定如前，亦无调查必要，并此叙明。
陆、综上，检察官认被告涉嫌前揭犯行所凭之证据，尚未达于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怀疑，而得确信其为真实之程度，依刑事诉讼制度「倘有怀疑，即从被告之利益为解释」、「被告应被推定为无罪」之原则，即难据以为被告不利之认定，自属不能证明被告犯罪，依首开说明，应为被告无罪之谕知。
据上论断，应依刑事诉讼法第301条第1项，判决如主文。
本案经检察官林俊廷提起公诉，检察官林秀涛到庭执行职务。
中 华 民 国 112 年 1 月 19 日
刑事第九庭 审判长法 官 王筱宁
法 官 陈苑文
法 官 张谷瑛
上正本证明与原本无异。
如不服本判决应于收受送达后20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书状，并应叙述具体理由；其未叙述上诉理由者，应于上诉期间届满后20日内向本院补提理由书（均须按他造当事人之人数附缮本）「切勿迳送上级法院」。因疫情而迟误不变期间，得向法院声请回复原状。
书记官 曾钰馨
中 华 民 国 112 年 1 月 1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