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律師 - 兩岸法律資訊網

大陆律师：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法治实践者 在中国大陆，大陆律师作为法律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承担着为公民、企业及社会组织提供法律帮助的职责，也肩负着推动法治进步的社会期望。然而，制度与现实之间存在落差，律师职业环境和司法生态仍面临诸多挑战。 一、大陆律师的法律地位与职业现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大陆律师依法独立执业，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法律赋予律师行使辩护权和代理权的独立性，但在实践中，这种独立性仍受到限制： 在刑事案件中，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阅卷或调取证据等环节需要经过侦查机关或看守所批准； 部分敏感案件中，律师的辩护意见难以被司法机关充分采纳； 律师在处理涉及公共利益或敏感性争议案件时，可能面临执业压力或行政干预。 这种情况表明，大陆律师的法律地位虽已制度化，但职业独立性与社会保障仍有待加强。 二、大陆律师的主要业务领域与发展方向 大陆律师的执业领域涵盖传统和新兴领域： 1、刑事辩护与侦查阶段代理：律师可在侦查阶段介入案件，提供法律咨询、申请取保候审、监督办案合法性。但实际介入程度受程序限制较多，侦查主导仍较强。 2、民商事与公司法律服务：包括合同纠纷、企业合规、投融资、股权结构、知识产权等领域，是当前律师业务主流。 3、行政诉讼与公益法律事务：行政案件代理比例较低，律师在与政府部门交涉时需谨慎。公益诉讼案件虽在增加，但风险与回报不成正比。 三、大陆律师的社会角色与制度张力 律师在制度中既是参与者，也是监督者，但监督功能常受现实约束： 制度内监督：律师可依法提出控告、申诉或复议，但程序效力受到行政与司法层级制约； 公众舆论的声音：部分律师通过媒体或网络平台参与公共议题，促进法治讨论，但可能面临舆论风险； 法务改革推动者：律师群体呼吁完善会见权、法律援助制度等，但实际改革进度较缓。 这反映出大陆律师群体的“制度性困境”——在制度中寻求空间，却难以完全实现职业独立和社会监督功能。 四、大陆律师行业的发展与困境 （1）头部律所集中资源：大型律所集中在北上广深，垄断优质客户与案件资源； （2）基层律师压力大：中小城市律师案件少、收入低，生存艰难； （3）执业风险与行政压力：刑辩和公共事件案件中，律师面临更高风险； （4）职业伦理与竞争问题：部分律师存在虚假宣传或过度营销现象。 （5）尽管律师人数不断增加，行业整体正从数量扩张向专业化、合规化发展，但职业环境与司...

文 / 深圳衛律师 目的：给当事人与代理律师一份务实的风险评估与可操作策略，用于判断是否提诉、如何准备、如何最大化自身安全与利益。 一、前言 1. 在大陆，法律程序存在形式性与权力性并存的现实：法律条文存在，但司法独立、行政干预、地方法益等因素会深刻影响案件结果。 2. 诉讼能否成功常取决于三要素：案件本身的法律与证据强度、当事人/相对方的社会资源（关系与影响力）、以及程序操作（律师能否充分参与、是否有媒体/社会监督）。 3. 本指南不鼓励违法行为；提供合法、务实的策略以降低风险与成本。 二、先做的风险评估（提诉前必做） 1. 案件分类（按风险由低到高） （1）相对低风险：个人间金额不大的民商事纠纷（如借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离婚及继承案件）且双方皆无权力背景或地方势力。 （2）中等风险：房屋纠纷、劳资争议（若涉及国企/地方政府介入则风险升高）。 （3） 高风险：标的金额大的民商事案件、土地征收拆迁、针对政府、官员及国企的诉讼、社会群体性案件（如环保） 。 2. 当事人资源盘点：财力、是否能承担长期诉讼、是否有可动用的人脉/关系、是否能承受舆论或被监控的风险。 3. 对手的背景：是否为国企、地方政府、官员、或与司法有关联的人士。若是，诉讼风险显著增加。 4. 目标与成本分析：明确你要的是法律上的「胜诉」还是实际的「执行结果」或「和解赔偿」。法律胜诉不等于实际权益回收。 三、律师的实际作用与限制 1. 律师可以做的： （1）专业法律咨询、文书写作、证据整理、程序性辩护、法律路线设计、海外或省外代理协调。 （2）在普通民事案件中，律师能显著提高程序正确性与法律策略效果。 2. 律师的限制： （1）对于与地方权力或社会敏感的案件，律师的法律辩论可能对判结果影响有限。 （1）律师在侦查羁押阶段会遇到会见限制或被监控的情况（重大刑事案件尤甚）。 3. 如何最大化律师效用： （1）早期介入（越早越好），完整交付证据与时间线。 （2）选择有地方实务经验、且在你案件类型有成功案例的律师；若案子涉跨地区，考虑多地律师联合。 （3）要求律师把每一步工作以书面形式记录（会议记录、函件副本、取证清单）。 四、打关系（guanxi）的现实与边界 1. 为什么有人诉诸关系？    * 在若干案件中，司法资源人脉关系、行政或地方力量等能直接或间接影响案件结果（从起诉、审判到执...

現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相關任用規範，對大陸地區人民（以下稱「陸配」）在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後擔任公職仍設有若干限制。然而，實務上部分機關誤將「曾具大陸戶籍」者等同於「具有雙重國籍」者，導致部分已依法歸化、放棄大陸戶籍之陸配，仍被排除於公務任用之外，產生人權疑慮與制度矛盾。 概念混淆：行政機關常以「陸配即具雙重國籍」為由限制任用。《國籍法》所稱「雙重國籍」係指同時具中華民國與他國國籍，大陸地區依法為中華民國領土之一部分，並非「外國」。 實質隸屬未區分：無論是否已註銷大陸戶籍，一律限制。實際政治效忠關係應以「是否仍受大陸法域支配」為準，例如仍持大陸護照或享大陸公民權。 公職任用與國家安全不成比例：一般文職、地方職缺皆被排除。國家安全風險應依職務敏感性區分，不宜採全面禁止。 一、基本立場說明 「陸配擔任公職的限制，應僅限於不得在大陸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護照，並非《國籍法》意義下的『雙重國籍』。」這裏牽涉到「陸配（中國大陸配偶）之身分認定」與「公職任用限制的界線」兩個層面。 1、陸配公職限制的基礎應是「實質政治隸屬關係」而非「形式國籍狀態」。 2、陸配歸化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後，若已放棄中國戶籍與護照，即不應再以「雙重國籍」或「政治忠誠疑慮」為由限制其公職權。 二、現行法規與實務狀況 （一）《國籍法》與「雙重國籍」定義 《國籍法》第9條、第11條明確規定：外國人歸化中華民國國籍，須放棄原有國籍。若歸化後仍保有外國國籍，則可能喪失中華民國國籍或不具完全公職資格。 但這裡的「外國」——在法律上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在政治與憲制現實上，中國大陸屬「中華民國憲法適用之領土之一部分」，因此「陸籍」不宜被視作典型「外國籍」。 （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特殊規定 依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2條、第9條、第18條等：「大陸地區人民」係指設有大陸戶籍者。陸配若來台定居並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其公職任用受到若干限制。然而限制的核心是「仍具大陸地區人民身分」，而非「國籍重疊」。 因此，只要：陸配已在大陸註銷戶籍；且未持有大陸護照、未受大陸法域管轄，就不再屬於「大陸地區人民」，而是完全具「中華民國人民」資格。 （三）實務問題：錯誤將陸配等同於雙重國籍者 在若干地方公職或安全機關任用規定中（例如《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國安法》第33條等），往往將「具大陸戶籍」或「有大陸背景」者一律排除。 但這...

一、案件標題與程序概況 案件名稱：郭信良、高進見、廖堅志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 一審：臺南地方法院 112年度矚訴字第2號（2023年） 郭信良：貪污罪（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 有罪，13年刑期，褫奪公權8年、沒收650萬； 高進見：共同貪污＋教唆偽證 → 有罪，9年＋6月刑期，褫奪公權4年、沒收650萬； 廖堅志：交付賄賂罪 → 免刑，沒收iPhone12 mini。 二審：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14年度矚上訴字第1號（2025年10月22日） 結果：郭信良、高進見、廖堅志均改判「無罪」；高進見教唆偽證罪維持原判。 二、二審撤銷改判之理由要旨 1、關於貪污罪（公務員藉勢藉端勒索財物、第4條第1項第2款），認定不足： 廖堅志的指訴缺乏補強證據。佃西重劃案當時已驗收完成，不具恫嚇現實性。所謂恐懼感來自「議長身份」主觀畏懼，非被告實際脅迫。→ 不成立勒索罪。 2、關於收受賄賂罪（第5條第1項第3款） 核心爭點：「1,300萬元」是否與職務行為具對價關係？ 沒有具體職務行為可對應。會面過程證據顯示： 6月7日第一次會面郭僅「調解糾紛」，未要求賄賂；6月8日第二次會面達成金額共識時，郭是否在場存疑。廖堅志「順便」請託議長幫忙土地登記，但該請託非對價核心。土地提早登記原因係行政修正，與議長行為無關（都市計畫圖錯誤、角度無需截角、都委會決議）。→ 不構成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3、關於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第6條第1項第5款） 因上項無對價關係及無實際影響公務員職務行為，不成立圖利罪。 4、關於廖堅志行賄罪（第11條第4項、第2項） 交付1,300萬元乃因私人糾紛補償，非行賄。並無行賄主觀故意或職務行為對價。→ 不成立行賄罪。 三、法律評析摘要（司法判決面） （一）藉勢藉端勒索財物罪（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 1、證據層（Evidentiary Level） （1）被害人陳述：廖堅志稱郭信良以「議長身份」施壓，恐導致重劃案被卡住而交付款項。法院評價：陳述有矛盾，且未經補強。 （2）金流資料：無明確金流紀錄證明郭實際收款。法院評價：無直接連結。 （3）其他證人：都發局、公所官員皆稱未受郭影響。法院評價：支持無施壓事實。 （4）政治背景：郭為議長，有地方影響力。法院評價：僅屬「潛在政治權力」，非刑法上恫嚇。 2、法律要件層（Normative Level） （1）公務...

<目前沒有查詢到二審判決書全文（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2025年10月21日）> 案情回顧（簡要） 起訴指出：2021 年期間，郭信良與里長 高進見、重劃會會長 廖堅志三人會面，郭信良要求廖先支付 1 300 萬元，作為高進見預購抵費地之利潤保障，並據稱透過其議長職務介入變更計畫、加速土地登記程序。2024 年 11 月，一審判決：郭信良被判處有期徒刑 13 年、褫奪公權 8 年。2025 年 10 月 22 日，二審（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宣判為 無罪，撤銷一審判決。高進見收賄部分亦被判無罪，但其教唆偽證罪仍被判 6 月。 案件核心法律爭點 （1）是否存在「索賄」行為：主控稱郭信良以議長職權向廖堅志要求款項，而被告否認「一毛錢也沒拿」。收賄事實的認定，是否有具體財物交付、金流證據？還是僅憑證人供述？ （2）權力介入重劃案：起訴指出郭信良利用議長身份促使土地變更、登記程序提前完成。議長職權範圍，議員對行政機關的「關說」或「協調」是否屬「職務行為」？ （3）不違背職務收賄的界線：若行為並非違法命令、只是利用人脈影響程序，是否仍屬犯罪？ （4）共同正犯與間接利益 若賄款經由第三方（如里長）間接轉交，如何證明郭本人有主觀故意？ 一審判決（臺南地方法院，2024年11月） 法院認定重點： （1）採信廖堅志證詞，認為確有「索賄對話」及具體金流。 （2）認為郭信良以議長職權影響市府都發局、地政局進度，屬「不違背職務之收賄」。 （3）雖無明確收款證據，但以證人證詞與間接證據推定。 判決結果：郭信良貪污罪成立，判刑 13年，褫奪公權8年。高進見從犯論處，判刑 9年6月。 二審（高分院）判決理由摘要，依據目前新聞與法院公告之摘要，整理二審的裁判理由重點： （1）證據評價／證明力疑義。二審認為：現有證據「不足以支持原審有罪判斷」。新聞指出，高分院指出廖堅志於調查過程中、檢方偵辦及法院程序中，「前後共提出9種不同版本說法」，彼此間矛盾明顯，故其證言之可信性受到質疑。 （2）二審亦指出，雖有指稱款項交付（例如500萬元、800萬元）之情節，但並未有可充分證明「該款項確實由廖堅志交付至郭信良本人」且款項流向、使用與受領者之鏈結存在重大疑問。新聞報導中：「未見明確財物流向證明賄金確實轉交至郭信良」。 （3）也就是說，法院認為「關鍵證據主要為共犯與證人供述，而彼此間矛盾、且缺乏客...

賴母原為大陸籍人士，早年嫁來台灣，與丈夫結婚後，丈夫過世。期間她與「名義上的公公」發生關係，並生下賴姓高中生（即「五億高中生」）。這段關係被視為涉及倫理與法律爭議。依《國籍法》及《戶籍法》相關規定，若申請歸化或取得戶籍的行為涉及偽造、隱匿或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主管機關得撤銷其戶籍。賴母的中華民國戶籍確實被撤銷，主要是因為她與「名義上的公公」發生關係，破壞了原配婚姻，屬於「通姦、重婚」等不符合法律秩序與善良風俗的情形，因此主管機關認定其入籍有瑕疵，依法撤銷。 以上案件事實來源於對媒體報導的整理，法律上的邏輯是，「入籍有瑕疵→戶籍撤銷」，但需要補足與修正，以避免誤導或法律上用語不準。 一、法律上的撤銷依據是「入籍登記不實或不合法」 根據《國籍法》、《入出國及移民法》與《戶籍法》的實務：主管機關可以撤銷或廢止已核准的歸化、恢復國籍或戶籍登記，若該登記係基於虛偽、隱匿、詐欺或違反法律秩序與善良風俗之行為而取得。 所以關鍵法源是：該行為違反法律秩序與善良風俗（法務部與移民署可引用此條），且該行為與入籍／歸化的取得程序有因果關係（例如：偽造婚姻或以虛偽婚姻申請入籍）。 二、賴母案型的法律定位（推論） 「與名義上公公發生關係」，這案情在法律上會被行政機關歸入： 1、通姦或重婚關係，造成婚姻登記不實； 2、若該婚姻關係是入籍依據（例如透過與台灣人結婚申請入籍），則可認為：       該婚姻違反公序良俗（依《民法》第72條、《國籍法》第9條等），       且屬於入籍條件不符或以不正當手段取得戶籍，       因此戶政或移民署可依職權撤銷該登記。 換言之：撤銷的法律理由是「該婚姻登記不實或違反公序良俗，入籍資格有瑕疵」。 總結：符合法律邏輯的表述是，賴母的中華民國戶籍被主管機關撤銷。經查，其入籍係基於與「名義上公公」的婚姻關係；該婚姻被認定違反法律秩序與善良風俗，並可能涉及通姦、重婚等情節，因而主管機關認為其入籍登記程序存在瑕疵，依《國籍法》第11條、《戶籍法》第54條等規定，撤銷其戶籍登記。 3、後續影響 （1）賴母因此成為「無戶籍人」。 （2）在「五億高中生案」中，因她沒有入籍台灣，可能適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67條，認定她屬於「大陸地區人民」，而大陸地區人民若依法繼承台灣地區人民的...

一、事實摘要 1、議員行為：應曉薇在台北市議會正式質詢中，針對都發局、政風室、都委會等公務單位提出批評和質詢，語氣強烈，但未針對任何涉及自己案件的證人或公務員個人點名質問。 2、法院與檢察官認定：質詢內容涉及指揮、偷錄影等情節，認為可能構成對公務員的恐嚇或騷擾，因此起訴並裁定交保。 二、法律分析 1、 議會質詢的免責權 《地方制度法》第48條保障議員在議會中的發言及表決不受法律追究。免責權範圍：正式議會會議內的發言或表決；與職務職責相關的監督、質詢、政策評論。 適用原則：免責權保護的是議員履行職務的政治批評和監督行為，而非私怨或針對特定個人的威脅。、 2、法院指控的問題 法院認為：應曉薇的言論可能「恐嚇、騷擾公務員」，屬刑法上恐嚇罪或對公務員施壓行為。依刑法第305條、第309條，可依法“追訴”。 3、合憲性與合法性判斷 （1）符合免責權的情況：質詢針對機關或政策，未針對個人，屬議員監督職務範圍。語氣強烈或批評具體行政作為，屬政治言論，應受免責保護。 （2）法院介入的合法性：若僅因議員在議會中批評公務單位、要求市長整頓行政機關，即以恐嚇罪偵辦並裁定高額交保，可能超出合法司法介入範圍。此舉容易違反議會免責權，破壞民主監督與權力分立原則。 4、關鍵判斷點 是否有針對特定公務員的威脅意圖？是否發生於議會職務以外？ 根據事實描述，應曉薇行為是：在議會中，針對行政機關整體或制度問題提出質詢，並未點名批評涉及自己案件的證人或公務員。 這屬於議會免責權保護範圍。 5、法院這樣做（偵辦與加保）存在高度違法與違憲疑慮。 原則上： 議員在議會中針對機關或政策提出質詢 → 受免責權保障。除非言論涉及具體針對個人的恐嚇、威脅，或會議外行為，否則司法介入可能構成權力分立侵害。 在此案例中，應曉薇的行為屬於議會職務發言的監督性質，法院應尊重免責權，不應以恐嚇罪偵辦或裁定高額交保。 這裡涉及公務員監督、隱私權、與議員言論免責權交錯的問題。 （1）未經同意錄影議員及市長的便當會 台灣《個人資料保護法》第5條、第6條，以及《刑法》第315條規定，未經同意錄影或偷拍他人，尤其是涉及私人或非公開會議，可能構成違法。在議會或議員監督活動中，便當會屬於非公開、內部會議場合，任何公務員未經同意錄影 → 侵犯議員與市長隱私權、可能違法。 權力監督視角，議員對行政機關進行監督，依法享有免責權，公務員未經授權錄影，...